作者所在大学开除了一位来自中国的研究生，而作者本人正是这位研究生的导师。从这一事件中，作者观察到中美大学教育的差别，同时郑重地给这位被开除的留学生写了一封信，坦诚地表达了她本人的观点。从中，我们看到了作者诲人不倦的谆谆教导之心。这也给广大已经或即将赴海外留学的中国学生提供一个重要的参考，同时对于中国大学教育以及想送孩子出国留学的家长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XX同学：
接到你要求“保留学籍”的上诉被研究生院董事会驳回的消息，我想告诉你：这是你的失败，也是我的失败。你很难过，我也很难过。一个教授，一辈子培养不了多少研究生。你崇拜的Y教授，刚去世，他一辈子也就培养了九个“东西方比较哲学”的研究生。我创建的C大“东西方比较研究哲学”，从第一个研究生到最后一个研究生，一共十一个。你是第十一个。现在，第十一没有了。因为项目停了，以后也不会再有了。在美国，或在C大，遍地都是西方文化，加开一点中国文化研究项目，很不容易，全是教授自愿做出的无偿贡献。所有的研究生，都是教授的作品。我用同一个标准要求所有的研究生，我希望每一个作品都是杰出作品。你被取消学籍，第十一个作品报废。你没达到标准，是我和你的共同失败。
你想到的是：你的前途中断了。这是不对的。你的前途依然有无限多的选择。你可以从商，在网上开一个杂文网站，或回中国办公司，再换一个能收你的项目学习等等。我希望你在别的行业和地方能有成就。如果，你下了决心要在学术界做学问，我下面写的东西，是给你的临别礼物。如果你不想做学问了，下面的话，你根本不用看。世界上路很多，不一定要做学问，做个好人，就值了人生。你可以就看到这句为止：“你当个好人，我祝你好运。”
如果你往下看了，那我假设你想知道为什么你刚开始往“做学问”这条路上走，就失败了的原因。如果，你还想走做学问的路，下面的话会对你有用。我对你直话直说。
事实上，我从来没有跟你绕过弯子，也没有改变过对你的要求。你失败的原因，有些是你自己的责任，有些是那些把你教成这种样子的教育模式和社会环境的责任，有些是我的责任。
先讲我的责任。我的责任是：我不应该录取你。因为你想要的东西，我无法给你。
你想要的是到美国来见识一圈，和教授搞好关系，使一些点子，让教授按着你的设计，给你一些作业，你轻轻松松得到一个学位；再靠这个学位，说自己成为学者了，然后在中国或美国找个挣钱多又体面的工作。你说你将来想在大学当教授，你还对我说过不止一次，你必须得到这个学位。我懂这个学位对你的重要性。
但是，我能教给你的，是做人和做学问的基本原则，让你成为一个尊重知识、热爱真理的人。在学术领域，你必须不为任何利益撒谎，只说真话，且对自己说的每一句话负责任；你必须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去寻找未知，没有捷径可走；你还必须知道自己的局限和无知，把你个人的角度和判断低低地放在“公正”之下，这样，你才能开始做学问。要想从我这里得到学位，你必须达到这些标准，我不卖学位。我的知识可以无偿贡献给愿意跟着我一起寻找真理的学生，但不做交易。
这是我们之间的误区。我是在你选了我的两门课之后，才认识到我们之间的这个误区。这个误区，造成我们之间的所有冲突。我认识到，把你录取来，是我犯的错误，也是对你犯的错误，让你错误地计划了前景。
其次，讲你的责任。讲你的责任，其实是我对你的最后评价。或是我给你的解释——为什么你不适合做学问。你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商人、公司老板或其他什么职业人士。搞学术，和经商，或当清洁工，没有职业高下的不同，但明显有职业要求的不同。做学问，要有品格，最首要的是，得做人。我前面说的误区，与其说是学术上的，不如说是如何做人上的。你在C 大期间，做学问的技术，我时时刻刻在教你，那些技术都详细写在你的每一篇作业和论文上了。但是，关于做学问和做人的关系，我没跟你讲透彻。在谈你的责任时，我会讲这个问题。
因为你本科成绩不好，我亲自在北京对你面试后，才决定录取你。录取你，是我拍的板。当时，我对你的判断是：人很聪敏。但是，那是一个错误判断，因为那个错误判断，我得分担你失败的责任。现在，我对你的评价是：你不聪敏，你没有一点儿做学问的人所必需的聪敏。这种聪敏就是苏格拉底说的“我知道我的无知”。
你一进校的时候，就认为在美国上大学很容易，你知道怎么能玩得转。你不停地显出你什么都懂；参加讨论，不懂的事，你也常常不懂装懂，胡说一通。上课，你原著不读，必读书不买，看一些网上第三手的书评、简介，就敢宣称：书读完，懂了。就敢妄加评论。你有种种理由认为你是对的，所以，你可以轻而易举地宣称，你懂了，你比同学教授都懂得快。你有你的机巧。但你的读书“机巧”我完全不看好，那是做生意的机巧，不是做学问的技术。我对你的判断是，在我的前三门课上，我要求的必读书，你不是没读，就是没读懂。你真正开始认真读的一本书，是我的第四门课“比较逻辑”上的《逻辑》。这本书，目前，你读懂了60%。这是你的进步。
我想告诉你：你这种很坏的学习方法，至少得为你的三个“C”和两个“I”，负一半责任。
用你那种学习方法做不了学问。你可以东找一点西找一点猎奇的信息，放到你的网站上，让大众读着玩（这是你的权利），就像旧时茶馆里说书的、传小道消息的人，目的就是吸引听众兴趣一样。这没什么不好，也是一种传媒方式。但这种方式绝不能用来做学问。做学问，不是猎奇，也不是快速地搜罗信息。做学问，是一点一点地积累，在他人工作的基础上，拨开前面让人看不清楚的杂草，细细地分析；用理性拷问自己，拷问先人；然后，向前小心翼翼地放一块小小的新石头，让后人踩着，不会摔下来。这就是为什么维特根斯坦将能不能把思维说清楚看作是一个道德问题。你很爱说，也总是在说。但是，你很少能把问题说清楚。在做学问上，“凡你能说的，你说清楚；凡你不能说清楚的，留给沉默。”（维特根斯坦，Tractatus）在一知半解的时候，你胡说，那叫“扩散无知”，是害人、误导，是浪费别人生命。做学问的人，要对自己说的每一句话负责任。如果你不能，或不想负这个责任，你别走这条路。我不培养产品推销商（不会），也不培养哗众取宠的网络编辑（没能力）。
因为你学识基础很差，你得弥补这个致命缺陷，才能去做学问。学识基础差并不要紧，你从基础开始好好补，是能赶上去的。但是，你却用了一些奇怪的、与学者品格不相容的方法来掩饰你的致命弱点。第一个例子，你刚来的时候，和我谈话，动不动就扯出一些社会“名人”，这个，那个，你跟他们都认识。你说的这些“名人”，我半个也不认识，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把这些人的名字夹在你和我的谈话中。我也不想认识这些社会“名人”。如果他们有成就，我为他们高兴，但是，他们与你我都无关。你要做学问，好好跟我学，不必去追什么社会“名人”。学术不是社交，不是出名，是坐冷板凳。你做学问的目的，必须是对真理的热爱和对未知的好奇心。名不名与学者无关，得奖也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对学者来说，做学问本身，就是乐趣所在。想用社会“名人”来衬托你自己的地位，你要么是骗人，要么是骗自己，都是想掩饰你先天的不足，没有自信心。如果你不想用你自己的人格魅力赢得他人的信任，你也不能做学问。
再一个例子，就是你在XXX课上的抄袭问题。你可以跟我解释，从网上复制了东西，粘贴下来当作业交给我，不叫“抄袭”，是我“误解”了。事实上，我也没真报告你抄袭。你也用不着解释来解释去，说你不是存心要抄袭，怪我不理解。我理解或是不理解，其实都不是关键。关键是：第一，我没有报告这事件；第二，不管我“误解”不“误解”，事实是你交来的作业，7%以上绝对与网上他人的东西一样，这就叫“抄袭”（按C大校规定义，7%以上雷同就叫“抄袭”）。这件事，是我坚决反对你想找捷径、借以掩盖你的基础差和没有治学能力的缺陷的开始。我就此警觉并反对你的走捷径，一直和你对抗到上周的最后一次考试。
对你第一次“抄袭”这事本身，我只希望你说一句话：“对不起，我再不这样做了。”然而，我得到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报怨：为什么我不理解你的解释——那不是“抄袭”。我没有报告你抄袭，甚至都没有取消你的奖学金，这是我所能做到的对你的最大保护，是给你改正机会。但，你要我接受“那不是抄袭”，这是你在指鹿为马，还公然要求你的教授跟着你一起自己骗自己，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你可以赖掉一个错误，我可以不追究，但你同时也失掉了我对你的信任。如果，你还想做学问，你永远要有能力和勇气认识和承担自己的错误，不然，你不能做学问。
你自己要承担的责任，还包括你的人格分裂。这一点，不能全怪你，人格分裂是畸形教育的结果，这也是我最后要讲的你的社会背景的责任。你是我见过的最自相矛盾的学生。当我想到你的社会背景，我对你的人格分裂抱有同情。但是，我还得指出，这是病态。你应该尽快找心理学家帮助，治好这个毛病。做学问的人，必须里外一致，言行一致。